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关系似乎发展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易多投资，尽管特朗普已经改口称无意解除鲍威尔的职务，但这背后折射出行政当局与独立央行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不同目标诉求。
降息、降息、再降息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国内经济形势与其第一任期有所不同。第一任期内，为提振衰退的经济、抑制高企的通胀以及促进就业回升，特朗普通过降息、减税等宽松型宏观政策，很快看到了经济改善的成效。而目前，美国经济总体表现较为稳健，劳动力市场韧性显著，通货膨胀出现阶段性边际走低势头。站得越高，上跳空间越小，特朗普要想让选民看到经济成绩，必须走出超常规的政策路线。除了国内减税的升幅扩面以及对外极限提高进口关税外，快速且大幅降息也在其政策篮子之中。
特朗普对美国贸易赤字特别敏感。去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1.21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在特朗普看来，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是美国对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太低，而贸易国对美国出口商品所征关税太高，因此美国必须收取“对等关税”。按特朗普的说法，“对等关税”已让70多个国家主动提出与美国进行关税谈判，越南、柬埔寨等国还决定将美国进口商品关税降至零。但从现实看，特朗普似乎并不十分满意。在削减贸易赤字的同时，他的真正目的是提高国际资本在非美国家的运营成本，倒逼企业加大对美投资，复兴美国制造业。
高峰时期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的占比一度达到28%，如今却只有10%，特朗普认为这种结果不仅降低了就业需求，也导致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缺乏稳定的根基。然而，目前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时薪34美元，远超中国、印度、越南和墨西哥等国。同时，据毕马威的全球制造业成本调查报告，美国制造业“初级成本”（劳动力、地租、水电、税收和利率等）竞争力在17个被调查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四；另外，美国的环境保护标准和劳工权益保护也会增加制造业运营成本，初步测算，全美制造企业为遵守联邦法规需要支付的总成本在去年达到了3.1万亿美元。高昂的综合成本构成了资本回流美国制造业的重大制约，并且其中的许多成本带有很强的刚性，正是如此，在进一步降低企业纳税成本的同时，特朗普还希望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而其中的核心阀门就是美联储降低利率。
与贸易赤字相伴的是挥之不去的财政赤字。2024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1.83万亿美元，规模为史上第三。新的财年上半年，联邦政府财政收支缺口接续扩大至1.307万亿美元，为美国历史上第二高的同期赤字纪录。但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推行减税、大搞基建，还要将加密货币创建为战略储备资产，尽管加征关税可以增加收入，但联邦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最多也只能在4万亿美元上下，与此同时，国家的各项硬性支出在3.5万亿美元左右，医保支出更是超过2.6万亿美元，再加上国债利息支出，整个公共开支至少超出收入的1.7倍，因此，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易多投资，特朗普都会感到国家入不敷出的巨大煎熬。
美国历届总统解决财政赤字的统一做法就是通过发行国债来融资，特朗普同样也不可能免俗，但目前美国国债的存量规模已超过36万亿美元，与此相对应，前一财年国债利息支出已达1.1万亿美元，创出过往26年的最高水平，而在2025财年的前5个月中，政府公债的利息支出又较上年同期增长10%。既然特朗普继续增发国债已经板上钉钉，利息支出量的增长也具有不可逆性，而降低利息支出负担与化解财政赤字压力立竿见影的做法就是美联储降低利率，进而带动国债收益率的走低。
观察、观察、再观察
今年以来，美国物价水平持续改善。3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涨2.4%，环比降0.1%，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涨2.8%，为四年来最小涨幅。一季度CPI和核心CPI分别同比涨2.7%和3.0%，涨幅同比回落0.6和0.9个百分点。通胀呈现明显边际递减趋势，特朗普因此再次敦促降息。
但3月美联储会议决定维持利率在4.25%至4.50%不变，这是继1月后再次按兵不动。会后声明指出,物价正朝2%目标靠近，但仍有距离，通胀存在黏性；特别强调特朗普关税政策将增加经济的“不确定性”，可能推升通胀。在回应记者关于“通胀预期较高有多少是由关税政策引发”的敏感问题时，鲍威尔更是直言不讳地答道：“很大一部分。”
由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明显超过了先前普遍预期，市场也在不断调高美国通胀所承受的压力度。其中，野村将今年美国的核心CPI涨幅从年初的3.5%调高至4.5%。穆迪甚至发出警告称，3月CPI可能是今年美国物价的最低点易多投资，从5月份开始通胀数据将变得更加糟糕。对于美联储来说，利率政策的调整并不依赖于物价的短期表现，而是更加关注通胀的长期走势，既然目前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黏度，同时关税政策极有可能诱发“通胀螺旋”风险，那么在降息问题上就不能不趋于谨慎。
受到再通胀的侵蚀，美国前财长耶伦指出，关税政策可能让美国普通家庭每年的支出增加近4000美元。而摩根大通更是悲观地认为，关税政策可能导致美国每年多达8600亿美元的购买力挤压。更重要的是，今年以来，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走低，最新月份数值已经滑落至两年来的最低位置。对此，美联储将今年美国经济增速调低至1.7%，并指出存在着物价上涨与增长停滞相并行的“滞胀”风险，同时，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等对美国经济衰退的预判概率也在不断上升。
的确，维护经济增长与实现充分就业也是美联储政策的基本目标，但历史证明，如果前者与物价稳定和抗击通胀的使命相冲突，美联储必然会优先考虑遏制通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同于经济增长是政府多部门的共同目标，控制通货膨胀是美联储独有的必须履行的职责，何况美联储还有深刻的教训。20世纪70年代初，时任总统尼克松强行要求美联储主席伯恩斯维持低利率，结果美国通胀率从1970年的5.9%飙升至1974年的12.2%，失业率也突破9%。如今，尼克松的做法似乎在特朗普的身上再现，痛定思痛，料美联储不会轻易低头就范，且这种行为偏好在奉行政治独立性的鲍威尔身上会表现得更为显著。
二者立场不同
鲍威尔由特朗普提名出任美联储主席，但履职后始终未获其满意评价。这不仅因鲍威尔鲜少听命，更因特朗普执政风格强势。特朗普再度上任后，双方“舌战”升级，白宫与美联储关系紧张如弦将崩。特朗普为驯服鲍威尔使尽浑身解数，公众如同观剧般目睹全程。
同为公共机构，美联储与财政部75年来合作顺畅。新任财长贝森特在调解特朗普与鲍威尔矛盾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认为白宫不应紧盯隔夜利率，建议以长期债券置换短期美债，减轻短债付息压力。此举通过压缩短债发行拉低收益率影响货币利率，同时增发长债，使总统与央行行长避免正面冲突。这一市场化利率管制方案获特朗普认可，令其在对峙中收敛锋芒。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特朗普接受了贝森特国债发行“缩短加长”的建议，但增加长期国债发行规模的结果是推高国债收益率，且供给端规模的扩张也要需求端的匹配共振，而无论是一级市场的国内投资者还是国际购买者，增大采购量的前提就是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这种情况下，长端国债收益率的陡峭趋势便会不断加剧，未来利率成本也会水涨船高。说得直白一点，“缩短加长”的做法其实就是将债务负担留给了后人，政府债务利息支出总体也没有下来，因此，特朗普最终还是会回归到对美联储货币利率的关注层面上来，由此也决定其与鲍威尔之间展开的较量虽偶尔会现轻柔姿势，但整体力度却难以舒缓。
按照法律规定，美国总统没有权力直接罢免美联储主席，即便是美联储主席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严重错误，确实需要罢免其职务，也须有国会三分之二的成员投票通过才可以，更何况鲍威尔无论个人生活作风还是决策行为结果都很难让特朗普找出瑕疵，而除去来自法律的保护外，美国固有的法官判罚先例也为鲍威尔披上了一层“防护服”。193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汉弗莱遗嘱执行人诉美国案”作出裁决，独立机构委员会成员可免于被总统无故免职，且这一裁决被写进了国会《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作为独立机构的一员，美联储主席与理事也被视为受这一先例的保护。
客观上，特朗普与鲍威尔的博弈并不能用谁对谁错来评判。特朗普长期经商，遇到决策多凭“经济直觉”，鲍威尔是学者出身，做事讲求“数据依赖”；特朗普执政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鲍威尔的货币政策目标则紧盯通货膨胀；特朗普只考虑静态信息，认为政策调整应当“立马干”，鲍威尔立足于动态指标，强调降息动作还要“等等看”。二者所站立场以及工作方式与理念态度不同，最终导致了彼此的格格不入。
不过，从时间上算，鲍威尔是在2012年以理事身份进入美联储的，按照《联邦储备法》，美联储理事可以连任，但最高期限不超过14年，因此，至明年5月份鲍威尔任职期满，继续留在美联储主席的位置上也只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权衡之下，即便是特朗普再怎么想要解雇鲍威尔，也不愿意因此落得个破坏法律的坏名声。与此同时，鲍威尔政策到位易多投资，获取了好的结果，也可让特朗普赢得更圆满的说辞，经济与就业表现良好，功劳完全归自己，相反便让鲍威尔以及美联储出来背锅。（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张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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